遗忘把握内心最深的慌张 ——刘楚昕《泥潭》读后

 

人们总说，浓重的生活经历是一个作者写好小说的重要前提。很显然的是《泥潭》的作者刘楚昕很好的具备了这一特长，他最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是因为在颁奖典礼上的一段感人肺腑的发言，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似乎忘记了他的作品本身，甚至不少朋友一度以为他写的是一个凄惨的民国爱情故事。万幸，《泥潭》被作者用虚幻的手法附加了一层独属于它的故事背景的迷雾。

我相信一部分人惧怕死亡并不是源于肉体的消失，对自己身故后的世界一无所知，那种一脚踏下去毫无立足之地的无力才是恐惧的根源。作者开篇利用鬼魂的身份穿越到过去讲述，即便有炫技的嫌疑，也同时给了主人公恒丰一个了却遗憾的契机。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多舛的命运平等的降临在权贵和平民的身上，在作者的笔下权贵有他们的弱小，而平民也有自己推动历史进程的步伐。恒丰是一个懦弱的人，完全没有他父亲自杀时的气魄，导致他性格使然的，是充满被迫的人生轨迹，是想要隐于寂静却因误入泥潭最终深陷其中。一个表面上看甚至鲜有报复意图的落魄权贵小子，却被时代裹挟着撞向毁灭他的高山。

作者选取了一个叙事宏大的年代，却在如此辽阔的社会背景中选取了三个命运纠缠的中间人物，清军将领的儿子、革命党、神父。所谓“中间人物”，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明的，通过平衡三段故事中人物的地位，让他们获得同台演出的机会。正因如此，每个人物所背负的剧情实际上浓缩了一个群体的苦难。没有一个人的遭遇是无辜的，也没有一个人是不值得同情的。清末民国初年时清军的罪孽不需要赘述，可是作者写死亡，罪有应得的死去并不值得他浪费笔墨，反而是生活在下层的旗人，那些没有跟满清有福同享却要有难同当的平民，他们犯下平日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的小恶，但是在革命的浪潮中被过度惩罚甚至杀害。由此，引出作者的第二个议题：良知。

革命党人关仲卿跟很多同时期的革命党人一样，他们在国内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参与者时，并没有发现当时的社会根本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等到有朝一日留洋海外，跳出了当局者迷的圈子，才看清了清末社会的弊病所在，转而投身革命。在书中，关仲卿并不是一个正面的角色，同第一部分的旗人一样，在关仲卿身上有革命党人报国热情的同时，也被赋予他们虚以委蛇的阴暗面。一个人物的成长是需要有矛盾的，但和我们在生活中一样，不能因为一个人在主要矛盾上有多成功，就忽视他实现过程中对他人实现可能甚至生命的剥夺。关仲卿作为革命党无差别的清缴旗人的行为没有在作者笔下被原谅，所以在那个命运对人人平等的年代，要对看似成功革命的他判处失去和愧疚的苦楚。

在前两部分的内容中，主人公的罪恶无一不是在神父马修德处进行忏悔以获得良知安抚的，那么行文至此，作者转而思考：神父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接收器么？他有自己不去承担他人命运的自由，一个向往金字塔的比利时人从罗马不远万里登陆中国，他会救助城里被遗弃的孤儿，他会在看见恒妤时懊悔自己因为厌恶，最终没能拦下奔向死亡的恒丰。神父马修德的懊悔更像是一种祷告，他的决定亲手将恒丰送进命运的轮回，冤冤相报无穷无尽，但是犯下过错的人总会被降下相似的苦楚。从他决定成为的神父开始，他的教义和善良便成为了束缚他追求的枷锁。“雪花会梦到春天吗”，神父马修德注定看不到下一个春天来临了，可他希望春天时还能有人记得他曾来过，那个一面之缘的笔友，那个饱经精神折磨的关老爷，那个来不及抵达的金字塔。

全书中，作者描绘的死亡让人们惧怕遗忘，未遂的、被迫的、自然的，无论在承受哪种死亡时都有放不下的牵挂和遗憾，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故去的人怀着不甘，健在的人开始焦虑。所以人们选择祭奠、信奉超度，像是给予故人最深的思念，其实更是在安慰自己，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步入后尘。于是，渺小的人们穿过最深的苦，留下最浅的期待。